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汉代是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
特别是随着汉武帝时期国家的一统，经济的繁荣，厚葬之风盛行，文化气象有以前的静穆内敛变成积极开拓。同时汉代的儒生更是把“天”和“天命”提升到一个至高无上的程度。大儒董仲舒把它进一步总结，上升为“天人合一”的理论。所有的这些因素共同造就了汉代的艺术浪漫、雄浑、刚健、凝重的的艺术风格。汉代的石刻更是具有雄浑博大之气，这些使得我国陵墓雕刻艺术进入了一个高峰阶段。
西汉爱国大将霍去病的的英年早逝，使的他的墓葬有着特殊的历史
意义。墓葬的规模宏大，设计特殊，这在我国陵墓雕刻史上占有着特殊的位置。 霍去病18岁就开始统帅军队，他曾六次出兵抗击匈奴的侵扰，在抵御匈奴的战争中屡建奇功，打败了匈奴统治者的多次人侵。胜利不久，年仅24岁的霍去病因病去世，汉武帝对此深为痛惜，特以极其隆重的葬礼葬在自己的陵墓旁边，并以其墓形象征祁连山，来表彰他在祁连山收降浑邪王，击败匈奴，解除边患，安定民生，并打开与西域各国的通道的伟大功勋。
作为自己的一座陪葬墓。它的位置和设计形式都与众不同。在霍去病墓前，大型石刻极为生动传神，这些石刻计有：马踏匈奴、卧马、跃马、伏虎、卧象、石鱼、牯牛、巨人抱熊、怪兽噬羊等十多件，多半就石材原样稍加雕凿而成，形象生动，神态警觉。它们都散落与墓前的草丛坑凹之中，生动自然，栩栩如生。
认真观察不难发现，这些都是都为常见的动物雕刻。因为其并不是帝王之墓，所以墓前并不是什么灵异神兽。这些常见的动物题材的出现是和当时的现实密不可分的。秦汉时代迷信思想意识极为严重，人们普遍认为一个人的雕像会同其本人有着某种神秘的交感联系，如果不当会使本人遭受灾祸，因此汉人很少有人物雕刻的出现，而是多以动植物为题材，采用借代和象征的艺术手法来表达较为严肃的主题思想，所以在汉代形成了一个以动物为中心的陵墓雕刻的艺术世界。 例如 在这些石刻中，其中《马踏匈奴》是运用象征手法来歌颂霍去病击败匈奴这一重大历史功绩。但作者并没有直接表现霍去病本身，而是以一匹器宇轩昂、傲然卓立的战马形象来象征他和广大将士的艰苦卓绝、英勇杀敌的英雄气概。骏马腿间腹下的匈奴虽已战败，但仍作垂死挣扎之状，这一方面说明胜利来之不易，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告诉人们，对失败的敌人千万不能放松警惕，从而加深了这一歌颂胜利的主题思想的深度和艺术力量，使它在雕刻群中居于主导地位。这件作品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一座主题性鲜明的纪念性雕塑。另外《跃马》表现了一匹卧地休息的战马在接到战斗命令后从地上一跃而起的一瞬间。马的姿势给人感到一股强烈的向上腾起的强大冲力。这不正是象征着霍去病的大军迅猛无敌势不可挡的英勇气势，同时也是大汉王朝国力强盛，充满活力的一种象征。还有《野人抱熊》，这也是象征着正义与邪恶、大汉王朝和野蛮匈奴的殊死抗争。其它如《野猪》、《伏虎》它们都做紧张的警惕状或是呈现攻击前的蓄势状态，这些大都是象征我们要时刻提高警惕，防止外敌入侵的备战状态。
霍去病墓前石刻的整体的造型风格和材料以及主题思想达到了一种完美和统一。在动物形象的塑造上，既采用较为写实的表现手法，也运用极度夸张的的变形风格。汉代雕刻在具体的表现动物是，并不在动物外形的酷似上下工分，而是在对动物的习性和动态有了深入透彻了解之后选择最能表现其活力和神态的特征加以夸张和变形，直到能把雕塑固有的韵律和动物的形体统一在一起为止。霍去病墓前的石刻主要是起到一种纪念作用为了使这些石刻能够长期安放，作品不但采用坚硬的花岗岩石来加以精练的雕刻，同时也极为科学的处理了作品的空间力学。例如《马踏匈奴》，这件主体性石刻较为完整和写实。，战马的四条腿粗壮结实，四足踩踏下的匈奴首领与马身浑然一体这使得整件雕刻坚实稳固。在造型手法上作者巧妙的运用了当时成熟的画像石的刻画技法，使得浮雕和线刻完美结合，合理的运用空间，这样作品更为完整坚固。
另外一件《跃马》石刻的空间力学处理的也很巧妙，雕刻中马的后退蜷曲而卧，弓起的前腿和昂仰的头却昭示出战马蓄势待发、凌空腾越，石马腿下不并不凿透，这有力的支撑使得跃马之势更为强烈，这和马头、马身形成强烈的繁简、虚与实的对比，它与马脊背高度概括的有力的弧线形成一个钝角三角形，还有刻意拉长的马的脖子，都强化了马的跃起之势。这件杰作的产生是建立在作者对马的非常熟悉的基础之上，采用高度概括的艺术手，才使得顽石充满活力，迸发生命的光彩。
从整个雕刻的造型手法上来看，《马踏匈奴》和《跃马》、《野猪》、《伏虎》等作品又有区别，前者较为写实精细，后者更为概括，因为后者采用了循石造型的艺术手法，巧妙的借用天然石头的形状，按其自然的走势稍加雕琢，给人以浑然天成之感，仿佛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样雕刻更易溶入周围的自然环境当中去，同时也是汉“代天人合一”的思想的体现。例如伏卧出击的《伏虎》，虎的身躯是借用了石块本来的起伏形态变化，虎身蜷曲的毛皮则是顺着石料天然的纹理，佐以看似随意的线刻的斑纹加以表现，丰富简洁，使一块顽石虎虎生威。整体造型气势磅礴，精彩的表现了猛虎伏击时的撼人的瞬间，堪称这些石刻中的佳作。此外还有《野猪》和《蟾蜍》，这两件石刻也都是运用循石造型，因石取象的艺术手法，结合巧妙的线刻，使得雕刻的整体效果凝重、浑朴。石刻《蟾蜍》则是利用花岗岩浑圆而略尖的天然外形，精彩的捕捉住蟾蜍集聚浑身的力气而鼓鼓的肚子，拉长脖子瞪大圆眼将要跃起的一刹那，静中育动，这也正是汉代造型艺术充满动势的奥妙之所在。而《马踏匈奴》是一件主题性极其强烈的纪念碑式的雕刻，手法较其它石刻更为写实深入。就是被马踩踏下手持弓箭的匈奴首领的绝望的表情，委琐的面容都雕刻的十分生动、真实。
总之，霍去病墓前的石刻处处环绕这一中心主题，既着力刻划霍去病击败匈奴这一重大历史功绩，但获取胜利之后还时时警惕敌人的动向。霍去病墓前石刻，打破了汉以前中国石刻艺术的程式，即不再用像兵马涌那样浩大的场面来揭示特定的思想和环境，而是选取若干生动的场景，如“跃马”、“马踏匈奴”、“人熊博斗”等，来简练而鲜明地表现主题，更为可贵的是作者运用循石造型，因石取象的艺术手法，充分利用材料的完美设计来表达主题精神。
霍去病墓前的石刻同时对后世一些其它姊妹艺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根艺和石艺，它那尊重自然，合理巧妙的利用自然的美更是我们今天回归自然，合理科学的开发自然资源的良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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